近代，具有宗教迷信性质的农民自卫武装的道会组织，对中国广大的乡村农民有着深广的影响。而今天，人们对"道会组织"则很少谈及，或谈其色变。这里仅就近代徐州地区的道会武装谈谈粗浅认识。

    近代徐州地区的道会组织，深受河南、山东等地的教门教系影响，捻军到义和团其间，徐州地区就有零星的道会武装在乡村活动；民国时，河南、山东"红枪会"运动大兴，"红枪会"中的教师多为山东曹县、单县人，他们也迅速扩散到靠河南、山东的徐州丰县、沛县、铜山境内，随之，徐州地区的道会武装就勃勃勃发展起来了，声势浩大。徐州道会武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丰县、沛县、铜山、邳县、宿迁（当时属徐州）一带。近代徐州道会武装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红枪会、白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安清帮、黄沙会、无极道（会）、一贯道等。

    近代徐州道会武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的兴起有其内因和外因。一方面，以宗教迷信为纽带、散漫秘密结社的道会组织，在民间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由于受儒、道、释文化的渗透影响，加之乡村闭塞的地理环境，如丰、沛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因缺乏科学文化造成的农民那种目光短浅、自私、涣散，产生了对宗教、鬼神、英雄的崇拜，这种地域性、神秘化和信奉的庞杂紊乱性，正适合了农民传统心理。另一方面，近代徐州地区土匪横行，小则几十人，数百人，多则几千人，丰、沛、肖、砀全为匪区，徐州北部、邳县东部北部，亦为土匪盘距，潰兵骚扰，民不聊生，当时徐州有这样的话："抽筋剥皮的蒋介石，杀人放火的张宗昌"，由于徐州连年兵祸，土豪劣绅强取豪夺，造成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走投无路，为抗粮抗税，抵御兵匪，反对暴敛，广大农民忍无可忍，借大刀会、小刀会、红枪会的宗教迷信之力，群起组织武装，保护家乡和自身，这样一来，道会武装渐而大兴。如徐州红枪会的出现，则在于"军阀、土匪、劣绅土豪、地主等压迫不稍寛懈，农民迫于无法，乃有乃有红枪会之武装组织，人数达七、八千，都有枪械，迭见与保卫团、县警队为抗捐而格斗。"诚如李大钊所说，红枪会"蔓延的迅猛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由于地域性特点，会众多以某种亲（血）缘关系组合起来，如亲戚、师友，有的乃至整个村落集体参加，而领导和骨干都是些地方上有威信的人，有的是失意落迫的读书人，如安清帮首领庞三杰，系清末秀才，家有四十顷，在家乡砀山一带，素孚众望，为群众所推崇。

    近代徐州道会武装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呢？如果我们拂去笼罩道会组织凄森的迷信色彩，道会武装在近代史中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就可清晰呈现出来。他们的基本口号是"抗粮抗税，反对兵匪"，凶恶的敌人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其抗击的目标：民国时期是军阀统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蒋介石官僚暴政；抗战时期既参加民族抗战又反对洋教。

    徐州道会武装在近代有着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活跃在丰县、砀山一带的安清帮首领庞三杰，忧国忧民，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于1902年率会徒攻打了丰县戴套楼天主教，遭到外国人的嫉恨，勾结清政府抄了他的家，并下令通缉他。庞三杰隐姓埋名，以串书包馆、卖文具、讲学为名，潜伏了七八年，但他反对洋人和清政府的意志不移，当孙中山在南方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时，他于1911年春节后，召集众徒，重举义旗，和清政府对抗。丰县同盟会负责人董汉搓派董雪山与庞部联系，决定里应外合攻打丰城。在农历十月十九日夜，庞三杰在丰城西门打铁的徒弟曹兴元及其它安清帮徒，用铁锤砸开了西关城门的铁锁。庞三杰率部蜂拥而入，县知事闻讯逃亡徐州。尽管后来反动势力重新占领了丰城，庞三杰也于1915年被洋人所暗杀，但庞三杰攻打丰城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民国时期，庞三杰的徒弟毛思忠、毛思玉于1917年农历六月初一率众攻打丰城，打了七天八夜没打开。1923年9月10日，铜山红枪会组织抗捐，反动军队前去镇压，死伤多人。1924年1月1日，徐州微山湖一带佟智冠率领农民暴动，抗议官田变价，红枪会、白枪会也参加了这场斗争。1924年冬，徐州红枪会反对奉军南下，发起武装暴动，攻打徐州城，因准备仓促，遭到失败，百余人

被杀。

    北伐战争时期，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道会武装极容易在革命口号的感召下帮助革命。当北伐军势力影响到徐州地区时，当地的红枪会、大刀会等就行动起来，响应乃至直接参加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去。1926年12月，徐州东乡一带的红枪会总领黄守正，经中共徐州特支的郭潜飞耐心说服，积极配合党组织和当地农民协会，与烧杀抢掠百姓的奉军溃散兵匪打了几次大仗，为民除了害。红枪会会员大都参加了农会，壮大了革命声势。当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败于蚌埠时，红枪会乘势袭击，张宗昌的第五军军长马济被打死，张宗昌遂败退徐州。徐州道会武装在北洋军阀的后方和前方起了较大的扰乱和摧毁作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巧立名目，人民负担过重。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农村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在暴动中，我党团结和利用了道会武装的力量，如中共宿迁县委两次领导农民暴动，小刀会都参加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929年2月12日，中共宿迁县委利用国民党县党部下令废除旧历年、捣毁庙宇、没收庙产与当地群众和小刀会成员发生矛盾的机会，县委书记马伦亲自组织动员东西乡大兴、窑堡、顺河等十多个乡镇的小刀会会众和农民协会会员上万人，攻占县城。小刀会会众高呼"不要三民主义"、"要盖东岳庙"等口号，砸了国民党县党部。十天后，小刀会会众及农协会员为反抗强行征伕再次攻城，结果，小刀会首领周宏贤中弹身亡，攻城会众被迫南退。待敌援兵撤走，会众立即攻进县城，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县长、公安局长等闻讯逃遁，宿迁反动统治因此中断两月有余。1930年8月，宿迁县行动委员会根据徐海蚌特委的指示，决定组织洋河暴动，由县委委员蔡贡庭、汤涤非、陆先礼担任总指挥。暴动之日，大批农民以及小刀会会众等举着刀矛梭戟，从洋河中门进镇，齐集区公所门前，高呼"不纳租，不纳税，不给捐"等口号。徐州其它地区也有着类似的零星暴动。道会武装直接参加配合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暴动，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抗日战争时期，徐州道会武装基于民族义愤，参加了抗日斗争，他们有的直接与日寇作战，有的为八路军扩军。如徐州丰县宋楼镇的开明士绅张广茂，曾收共产党员王文彬（湖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赵万庆（原中共苏鲁豫区委社会部长）等为徒，利用红枪会组织联庄会，采取竟会形式，组织力量，为八路军扩军。1938年8月初，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由彭明治、吴文玉（吴法宪）率领开往湖西时只有千人左右（后改称苏鲁豫支队），一年后，在当地红枪会的协助下，扩军到万人，这支队伍由宋任穷带走支援新四军，壮大了革命力量。有的道装的骨干分子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如铜山县第四区的陈兴振，青年时参加了安清帮，1938年秋，他动员了百余名青壮年参军入伍，编入苏鲁豫支队第三游击大队第二中队，他担任中队长；1939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铜山第四区区长；他利用安清帮这一特殊身份处理了许多较为复杂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道会武装毕竟是宗教迷信性质的武装组织，以散布"鬼神论"、"宿命论"以及"躲灾避难"、"枪刀不入，弹打不伤"等邪说，欺骗蒙蔽群众，在封建家长制下建立一整套荒诞乃至腐朽的道义、道规，带有浓重的愚昧落后性。同时，道会武装是地方性组织，有其较为狭隘的思想，也会产生消极的作用；道会武装也因组织成分的复杂性，其行动表现也不尽相同，也有的鱼肉百姓，成为反动政府的帮凶。如1929年4月12日，邳县窑湾地区土豪劣绅利用小刀会举行反革命暴动，以反对“洋学堂”为名，砸了窑湾第二小学，抓走了共产党员陆华安。伪丰县第一区区长李海楼利用安清帮，组织安清道德会，成为日伪的外围组织，当“湖西肃托案”发生大杀大砍时，红枪会则首先向苏鲁豫区党委进攻。自然，由于红枪会的世界观有其局限性，比较顽固，八路军也曾一度教训过他们。然而，在战争年代，急于中国革命的必要，我党对其采取了积极引导和利用的方法，指出“红枪会是民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须与别的革命力量联合，且受别革命力量之影响，始能减轻其失败成分与反动性（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总之，对近代徐州道会武装，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分析，它在近代既起到进步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反动的因素，而就整个近代史来看，其进步性和正义性要大于落后性和消极性。